·科研综述·
健康素养是个体保持健康的认知和社会技能的反映，是全民健康促进的一项良策。近年来，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高度关注全民健康，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大力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有效监测和评价个体、群体、社会、国家的健康素养水平，在播散健康知识的同时，激发个体维护健康的基本能力和潜能，提高个体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取得了一定成效[1]。我国健康素养研究起步较晚，健康素养推广工作稍有成效，但相比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本研究就国内外健康素养现状进行综述，为全民健康促进提供理论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媒体中心实况报道：2018年2月2日，泰国曼谷举行了Mahidol亲王授奖仪式，WHO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发表重要讲话，确保全民健康覆盖、避免因病致贫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卫生目标的基石。为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将“全民健康”作为所有努力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人人健康，他们的家庭、社区和国家才能受益。同时，健康素养是维持全民健康最经济有效的途径[2]，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作为“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各项健康指标实现的基本保证。基于现状和发展的需求，倡议所有卫生专业人员必须积极关注健康素养，减轻健康和卫生保健的经济负担，促进全民健康。
2.1 健康素养的定义及发展
早在1974年，Simonds在国际健康教育大会上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政策问题,提出了健康素养的概念[2]。1990年在美国发表第1篇关于健康素养的文章。1999年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将健康素养定义为临床视角下对处方药物的说明、医嘱、其他医学材料的基本阅读和理解能力及采取相关行动前的基本阅读和计算能力等[3]；2000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将健康素养定义为个人获得、理解和处理健康信息或服务，并做出有益于健康的决策能力，此定义被美国政府文件Healthy People 2010和2003年美国全国成人素养评估采用。WHO将健康素养定义为个体促进和保持健康的认知和社会技能的反映，不仅只是个体的识字能力、健康知识、健康态度的表现，将健康素养内涵更加深入地进行了阐述[4]。
国内健康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即《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这是世界上第一份界定公民素养的政府文件，中国学者开始加强对健康素养的关注和研究。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和《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居民健康素养指标纳入其中，这预示着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成为衡量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5]。2014年4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全面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10)》，2014年6月联合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并纳入《规划》。随后组织相关专家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中提出精神健康、健康信息获取等内容后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年版)》[6]。健康素养定义发展至今，未达成统一标准。目前普遍认可的是NLM及WHO给出的定义[4]。
2.2 健康素养研究视角的起源及发展
健康素养研究视角起源于美国医疗环境下对健康素养低下人群的关注和成年人学习的社区发展模型[7]。Nutbeam[8]基于健康素养的两大起源展开论证研究提出，健康素养的—大视角—临床卫生视角和公共卫生视角。国外健康素养地研究大多基于临床视角，一方面探讨在特定医疗环境下如何快速测评病人的健康素养水平，根据病人的健康素养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干预措施，促进疾病康复；另一方面基于健康素养理论研究，开发科学、实用的健康素养测评工具，应用于相应人群健康素养地测评，促进全民健康。国内健康素养偏向公共卫生视角，以横断面调查公民健康素养，描述中国公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为主，但缺乏具体的健康素养理论及干预措施。近年来，逐渐开展临床视角下特异性人群健康素养测评工具开发，如糖尿病、类风湿疾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健康素养测评体系[6]。
2.3 健康素养测评工具
国外健康素养测评工具涉及的领域广泛，分为普适型和疾病特异型两大类。普适性健康素养测评工具有成年人医学素养快速评估(Rapid Estimate of Adult Literacy in Medicine,REALM)、成年人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Test Of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in Adults,FOFHLA)、简化版成年人医学素养快速评估(Short-Rapid Estimate of Adult Literacy in Medicine,Short-REALM)、简化版成年人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Short-Test Of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in Adults,Short-FOFHLA)[9]、最新重要体征(The Newest Vital Sign,NVS)、健康素养管理量表(Health Literacy Management Scale,HELMS)、健康素养调查问卷(the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HLQ)。疾病特异性健康素养测评工具如结肠癌素养评估量表(Assessment of Colon Cancer Literacy，ACCL)、高血压健康素养量表 (The High Blood Pressur-Health Literacy Scale，HBP-HLS)、韩国糖尿病健康素养量表(The Health Literacy Scale In Korean Patients With Diabetes，HLS-K)[10]、健康素养敏感交流量表(Health literacy Sensitive Communication，HL-COM)、挪威青少年积极心理健康素养量表(The Mental Health-promoting Knowledge，MHPK-10)。
国内健康素养测评工具包括基于公共卫生视角下的普适型健康素养测评工具和临床视角下的疾病特异型健康素养测评工具两大类。目前较常用的普适型健康素养测评工具有《中国公民健康素养问卷》《中国公众健康素养评估问卷》《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居民健康素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疾病特异型健康素养测评工具有《代谢综合征(MS)病人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慢性病病人健康素养量表》《慢性病病人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疟疾相关健康素养指标体系》《中国公众传染病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临床视角的健康素养测评问卷》《基于临床视角的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等。只是临床视角下的医学健康素养测评工具，特别是特种疾病病人的健康素养评估体系研究较少[11]。
2.4 健康素养相关影响因素
国外健康素养相关影响因素，不同领域存在差异。电子健康素养研究领域：Xexfingi等[12]发现，个人电子健康素养跟年龄呈负相关，与体育锻炼、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疾病健康素养领域：Jordan等[13]发现住院病人健康素养受个体社会经济因素、病人对健康的态度、对健康信息的理解能力、获取全科卫生服务能力、同医护人员交流沟通能力、寻求健康信息的主动性、合理利用健康信息做出合理健康决策能力等因素相关，疾病健康素养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构体系。公众健康素养领域：Dennis等[14]对1985年1月1日—2009年6月30日关于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文献做了系统评价，根据文献评价结果总结了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行为(比如每天吃5份水果、戒烟、限酒)、年龄、教育、性别、种族、收入、态度等存在积极关系。
在国内，以“健康素养or健康促进and相关影响因素”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搜索，初步检索出7 680篇文献，经过逐一删选、阅读分析，确定312篇与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相关。集中对312篇文献分析发现，健康素养受个体文化程度、性别、年龄、职业、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医疗技术等多因素的影响，且不同人群不同领域健康素养的相关影响因素存在差别。如临床医疗环境下，孙浩林等[15]通过《慢性病病人健康素养调查量表》的维度分析，发现健康素养受到个体文化程度、性别、年龄、职业、社会支持及医疗环境中的健康教育、宣传、医生的交流技巧、医生传达信息的方式以及更广泛的卫生服务系统、社会经济发展、医疗技术、社会文化等的影响。教育领域下王艳等[16]了解到贵阳市中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受到父亲文化程度、学习成绩、年级和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课等因素的影响。张伟等[17]发现江苏民办高校本科阶段的学生健康素养受到性别、年龄、生源地区、学校类型等因素的影响。公众居民背景下刘卫东等[18]了解淮安市45～69岁常住居民健康素养受到文化程度、职业性质、家庭人均年收入均等因素的影响。许忠波等[19-22]等探索影响居民健康素养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与刘卫东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
2.5 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机体康复的关系
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素养逐渐被国际公认为维持全民健康的最经济有效的策略[2]。健康素养水平高的个体，获取、理解和利用健康相关知识的动机和能力更强，采取健康促进的措施更正确，自我管理疾病能力更强[21]。在国外，Ragland等[22] 研究团队早在2003年采用国际成人健康素养评估量表对19 000名美国公民健康素养评估发现，只有12%有较高的健康素养水平，国民普遍的低健康素养水平导致的健康促进工作的缓慢进展花费了美国政府大量资金，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干预提高国民健康素养来减少财政支出。Liechty[23]在2011年就提出健康素养是当今社会健康照护的主题，是全球健康交流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工作开展的焦点，因为低健康素养与不良健康结局、高健康素养与好的健康结局有密切关系，美国有1/3的成年人没有充足的健康素养去经营自己的健康状况。Kripalani等[24]在临床用药健康素养研究中发现低健康素养会降低病人的用药依从性、降低病人对疾病的自我管理能力，延迟了疾病的康复。Tormey[25]发现成年美国肠炎病人有限的健康素养是一个潜在的可改变的风险因素，会减慢慢性肠炎的康复。Wright等[26]发现较低健康素养会使腹部外科手术的病人住院时间延长。
在国内，李春玉等[7]研究发现社区2型糖尿病病人中的低健康素养现象普遍存在，血糖控制状况不理想，低健康素养的2型糖尿病病人对血糖控制不佳。王晓霞等[28]研究糖尿病并发肺结核老年病人健康素养与治疗效果的关系发现，糖尿病并发肺结核病人的肺结核治疗效果与健康素养有关，健康素养越高，治疗依从性越好，预后越好。综上所述，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机体康复之间存在直接正相关关系。
3.1 加强对健康素养的理论的研究
随着国外学者对健康素养概念、内涵、理论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学者发现健康素养的相关理论值得探索，如健康素养理论、健康信息素养理论、糖尿病健康素养理论、高血压健康素养理论、精神病信息素养理论、癌症健康素养理论等领域研究罕见报道，希望更多健康素养研究者多开展健康素养相关理论的研究，为我国健康素养理论体系形成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3.2 多开展特异性疾病病人健康素养水平研究
健康素养是维持全民健康最经济有效的途径[2]。在国内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公众视角下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研究，基于临床视角下特异性疾病病人健康素养水平相关研究较少。希望通过监测特异性疾病病人的健康素养水平，开展相关干预措施，提高特异性疾病病人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全民健康。
3.3 多开展基于临床视角下的健康素养干预研究
临床健康素养是医护人员对医疗服务认知、态度及价值影响因素的综合反映，使医护人员亲历医患关系的情境，通过一定的干预措施，提高病人的健康素养，增加病人对医疗服务的接受度，进一步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目前，国外对健康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视角，关注的是病人；国内对健康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视角下，研究人群集中在老年人、妇女、青少年等某类特定人群。望我国广大的学者能够拓宽研究视角，针对临床视角下的需求，开展与临床医学、心理学、教育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的协助研究，开展临床视角下健康素养的干预性研究，比较干预前后的健康状况，总结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法，为制定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政策和健康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3.4 开发特异性疾病健康素养测评工具
国内特异性疾病健康素养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研发了慢性病、疟疾、传染病健康素养评价体系，评价体系采取80% 以上回答正确率作为具备健康素养的标准，较片面和单一化。有学者对国外成熟癌症测评工具进行了综述[29]，而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特异性疾病健康素养评价体系在国内尚未见报道。考虑到国外社会文化、医疗保险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语言等因素跟中国的差异，会影响研究结果，导致无法对低素养的特异性疾病病人采取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措施，说明国外成熟量表不适合直接用于中国特异性疾病病人的健康素养筛查、评价。国内学者应该借鉴国外特异性疾病病人健康素养评价工具的精华，如国外采用分级标准和快速有效的特点，有效整合社会财力和人类资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社会、环境、人群特征、医疗背景等因素，研制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有效的特异性疾病病人健康素养测评工具，为中国健康促进工作开展提供更加科学、实用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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