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及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发展趋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随迁老人这一特殊群体不断涌现，规模日益庞大。目前，学术界对随迁老人给出的概念不一，本研究将随迁老人定义为:从农村进入子女所在城市并在城市定居生活的农村老年人。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不仅关系到其晚年幸福以及家庭的和谐稳定，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剖析这一群体在社区融入过程中的种种困境，了解他们的际遇，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区，提高生活质量。
1.1 语言沟通障碍、社会交往缺乏，“朋友圈”狭小 对于物理距离大的随迁老人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语言不通的问题。有文献报道，大多数随迁老人对迁入地的语言熟悉程度不高，日常交流困难，使得老人主动结交新朋友的积极性降低，更多的是将自己“困”于家庭之中[1]。社会学家认为，正是由于人们的相互交往，人的社会化才得以进行，健康稳定的社会交际圈是一个人社会化所必备的[2]。据了解，随迁老人的交际圈非常窄，他们接触更多的是跟自己情况大致相同的其他随迁老人，社会交往结构呈现出表层性、倾向性的特点，与当地老人几乎没有交集[3]，难以融入当地老年人的社会群体之中，新的人际关系网难以重建。
1.2 生活适应困难，对城市生活充满压力 我国城乡二元制由来已久，城乡生活截然不同，对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随迁老人而言，如何适应城市生活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首先，在日常生活适应方面，由于地域间存在气候及饮食的差异，加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喜好，导致老人难以适应迁入地的气候和饮食[4-6]。同时老人对天然气灶、电子门禁以及一些家用电器使用不适应，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去适应[7]。其次，在人际交往方面也充满困惑，相对于同质性高、人情味浓的农村地区，城市的异质性很高，邻里互动少，对此，老人常常感到手足无措[8]。
1.3 与子女观念迥异，家庭关系紧张 由于两代人的生活背景和轨迹不同，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以及育儿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引发诸多矛盾[6-7]。例如，饮食上剩饭剩菜能否吃的矛盾，消费观念上勤俭节约和铺张浪费的矛盾，尤其在第三代的教育问题上，老人偏于溺爱，子女则严加管教[9]。对于这些矛盾，初期老人会与子女诉说，但往往没有引起子女重视，久而久之，为了避免家庭冲突，老人只好妥协，隐忍自己的感情。另外，很多老人来到子女家中从原来的“社会劳动者”变成了“家庭劳动者”，在家庭中基本没有话语权，家庭地位趋于边缘化，这样的角色转变使得他们心生苦恼，更有甚者调侃自己是“不花钱的保姆”[1，10]。
1.4 社区参与严重不足，情感空虚 随迁老人的思维、习惯、语言、价值观等都来自乡村，与城市老人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使得随迁老人难以形成身份认同，自我效能感下降，容易产生轻视自己的心理行为，变得不自信、不主动[11]。加之农村老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农村文化气息不足，缺乏社会活动，造成很多老人没有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12]。此外，老人们大都成为家庭的“后勤人员”，每天过着家、学校、菜市场三点一线的生活，时间安排上负担较重[9,13]。以上种种因素，使得老人很少主动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10]，切断了通过社区参与来重建人际关系网的这条重要途径，无法享受到社区活动带来的快乐与充实，孤独与抑郁的情绪油然而生，精神层面与生活质量得不到质的提高[12,14-15]，长此以往，老人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将越来越差[16]。
2.1 随迁老人思想固化，难以接受新事物 刘庆[17]指出，要使随迁老人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就必然要求老人去内化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然而老人用旧的观念生活了一辈子，思想早已塑型，想要重塑并非易事，这大大地限制了他们在新环境中的社会适应能力[8]。城市生活挑战无处不在，然而老人已然没有了年轻时那样的激情，思想渐渐退化，自信心明显不足，以至于他们害怕去面对和尝试新事物、新活动[18]，从而严重地制约了其与新环境融合的主观能动性。
2.2 代际互动不够，缺少家庭情感支持 社会疏离理论认为，老年人的社会活动范围、交往圈子逐渐变小，其活动场所将由社会转向家庭[19]。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子女被工作紧紧勒住，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老人身上。与此同时，子女对老人履行孝道责任的期待更倾向于情感需要[6]。但据了解，两代人的沟通频率较低，沟通主题偏于简单的交流，而这种沟通对增进感情并不奏效，属于“无效沟通”，使得老人觉得子女对他们的重视不够[7]，导致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代际关系陷入僵局，严重阻碍了老人融入城市社区的步伐。
2.3 社会关系排斥，缺乏归属感 随迁老人在适应城市社区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城乡文化价值观的交织碰撞，引发文化震荡[20]。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萨姆纳用内群体和外群体来描述一个人的群体归属和群众意识，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以内群体为中心的，成员具有情感认同和强烈的归属感；外群体是指内群体以外的所有社会群体，人们一般持排斥、厌恶、仇视等心理。在城市老人看来，随迁老人这一外群体思想愚昧，与其几乎没有交流的契合点，甚至抱有一种歧视的心态，而随迁老人也会将歧视性感受转换到与当地人的社会距离之中[14]，难以建立归属感，反而导致“过客”心态愈来愈重，众多老人表示适时会返回故乡[13]。
2.4 政策瓶颈限制，难以“扎根” 首先，在社会优待上，很多保障制度都附有户籍色彩，政府出台的相应政策门槛较高，很多随迁老人都不符合政策条件,如高龄津贴等[21]。其次，迁入地与迁出地间在医保和养老金方面缺乏有机衔接，一方面表现为异地医保不能报销或报销比例低，垫付时间长，手续麻烦，致使许多老人形成了小病扛，大病挨，实在不行才去医院的就医怪象[4,7]。另一方面，由于养老金网上资格认证系统还没有在全国内覆盖，因此，部分随迁老人还需本人亲自回到迁出地进行生存认证，而且养老金异地领取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手续费[21]。缺少政策的保护，随迁老人的切身利益深受损害，难以在新环境中“扎根”。
3.1 随迁老人要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首先，随迁老人在新环境中要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做到安心处事，乐观豁达，不自寻烦恼，保持泰然自若、心平气和、知足常乐的心理[16]；其次，要清醒地认识到城乡差别，积极调整生活格局，做到主动适应新环境的生活方式、语言、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不拘泥于已有的生活模式以及观念，不断汲取新的思想，逐步缩小与城里人的距离；最后，要充分认识自己，发掘和培养自身兴趣爱好，一方面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陶冶情操，改变当前枯燥乏味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来介入社区活动，在活动中扩大社会交往，不断地认识自我，获得社会角色，发现生活的意义[16]。
3.2 家庭要发挥亲情支持作用，成为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正能量 首先，子女要经常与父母进行深度沟通，倾听他们的心声，充分了解他们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鼓励其宣泄内心的负性情绪，开导并帮助其走出困境，真正从心理上去关心老人；其次，当出现摩擦时，子女要学会谦让和尊重老人，多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一些决定性事件上，多听听老人的意见，向他们灌输新的知识、思想，避免摩擦扩大化；最后，给予老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帮助其习得当地语言和风俗人情，鼓励其参加社区活动，结交新的朋友。
3.3 社区应关注随迁老人需求，协助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目前，已有很多社区针对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采取了措施，比如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举办义诊进社区等活动[22]。不难发现，随迁老人社区融入困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重塑上，社区应着重从这一点出发。首先，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病因治疗”。社区可以基于随迁老人社交具有倾向性这一特点，将随迁老人这个集体拧在一起，通过策划丰富的活动，为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的交往构建一个桥梁，逐渐织起友谊的大网；其次，在社区内要形成文化兼容，接纳随迁老人所带来的文化元素，为随迁老人介入社区活动提供契机，有助于其在活动中找到存在感和价值感[14]，同时使社区文化呈现多元性，让老人的娱乐生活更为丰富；最后，让专业的社工队伍介入其中，比如深圳市北斗社工服务中心通过冠名基金，撬动社会资源，发起了“倦巢有鸟，随子女来深中老年社区融入计划”[23]。社区要注重结合社工的力量，同时加强自身学习，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服务于随迁老人。
3.4 政府要承担相应职责，为随迁老人的融入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申请中央财政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西部地区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已正式启动[24]。政府已做出了响应，但还需深入了解随迁老人的需求与困境，加快相关建设，完善相关政策。首先，加大社会福利投入，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实现均等化，逐步落实“同城优待”的原则[4]；在医保问题上，今年的“两会”明确表明将加快信息化系统建设和全国联网工作，健全跨省异地就医的协作机制，让随迁老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养老金的问题上也应效仿医保工作，争取早日实现全国联网，简化工作程序。其次，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能力，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区基础公共基础设施，为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合提供良好的融入基础。最后，政府应加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得歧视随迁老人。例如，可以在公交车站的宣传栏、公交车电视等一切可利用的途径进行宣传，使“爱、敬、助、尊”随迁老人的理念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落实到行动上。
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给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带来了重重壁垒，表现在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可以预见随迁老人问题作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会逐步凸显，而如何解决成为燃眉之急。国外将这一群体视为银色资源，以此带动地方的发展。展望未来，随着政府的深度介入、国家对社区投资的不断加大以及社工队伍的不断壮大等诸多方面的成熟，相信随迁老人的支持系统将会日趋完善。总之，随迁老人是一个等待关爱与认同的群体。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真正地关注他们、走进他们、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成功再社会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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